今天终于把过年的照片和视频整理了一遍。时间已经是三月初了，却仿佛这漫长的年刚过完一般。
一张张翻看着老照片新照片，不知不觉，风吹雪落，又是一年。
坐高高
山东或许在中国都算是极有“仪式感”的一个地方。在农村老家，仿佛所有的大小节日，都会去庆祝似的，过年更是这样。
小时候，一到腊月廿三便感觉开始过年了。鞭炮声一响，小年的水饺一吃，便进入了过年的节奏，自己便掰着手指头盼过年了。（算起来，已经十几年不在老家过小年了。）
“小年”给我的期待，除了水饺炮竹，或许就属第二天的腊月廿四赶大集了。
** _
_**
农村不似城里，有超市菜市场，直到现在，赶集仍是农村主要的物资采购方式。每五天便会有一个集，大家买各自需要的东西。而腊月廿四、腊月廿九大集是一年中最热闹的。
每到这时，学生们考试结束，该拿奖状的不拿奖状的，也都有了定论。寒假作业——年还没过呢，写啥作业——所以就只是撒欢儿似地玩。
平时不曾买新衣服，廿四大集是难得买新衣服的时间。父亲会提前跟我们讲:脚要洗干净哦，不要赶集买鞋臭到人家……
相比起买衣服，我们更喜欢的是赶年集本身。父亲会给哥哥点零花钱，我们跟着哥哥，便可以自由支配地小放肆一把。大哥喜欢把我扛在肩膀上“坐高高”——我那会儿很矮，赶年集又是人挤人，坐高高便不会把我给弄丢了吧。
“要不要吃糖葫芦？”
“要！”
“什么味的？山楂？山药蛋？还是苹果的？”
“一个山楂、一个苹果糖葫芦！”
那时的我们除了过年平日不曾有零食。年集上一手拿一串糖葫芦，坐在哥哥肩膀上，威风又惬意。
廿四这天的大集，算起来大学毕业之后就没再去过了。现在也没有人会把我扛肩膀上了，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。
如今从上海回老家，一般是腊月廿八回去。廿四集是赶不上的，但能赶上廿九大集。
集市年年在开，仿佛不曾有过变化，变的是人。我对赶集早已不再兴奋。兴奋的是坐我肩膀上的儿子，而我仿佛是二十几年前的大哥:
“爷爷家的糖葫芦好吃，不光有山楂的喔？”
“我能要两个吗？”
“可以哈，自己挑！”
“一个山楂，一个苹果糖葫芦……”
今年腊月廿八回的山东，但没有去腊月廿九的大集。因为新冠肺炎，我们在老家，哪里也没去，赶集自然也没去。
雪的期待
今年不能赶集，儿子有些悻悻不乐。
我说别不开心，看天气预报，今年可能有雪哦！
儿子又回到了他开心的期待当中，一如小时候的我。
住在上海，今年一场雪也没等到。
圣诞节儿子问我:没有雪，圣诞老人的雪橇怎么办？圣诞节怎么能不下雪呢？这可是冬天呀！
是呀，怎么冬天能不下雪呢？
作为一个北方人，生活在南方，每年都会盼雪。一如吃饭时没吃到馒头，就感觉好像没吃饭一样——没下雪，冬天再冷都不像个冬天。
没有雪的冬天，总会缺点味道。
在老家，每年总会有几场雪的。
仿佛每次大雪，都是从半夜开始下似的。睁开眼睛，窗外是一片晃眼的白。我胡乱套上衣服，就到雪地里去玩。
仿佛年龄越小，下雪越好玩。
读小学那会儿，在村西头，村子还有自己的小学。我家在村子的东头,下雪天我会早早起来，踩着雪一家家去同学家喊起床：
“快起来，下雪啦！”
“真的吗？”
“真的呀！”
从村东头的同学家，一直喊到村子西头的同学家。
三四百米的上学路，我们常常会走半个多小时。
小伙伴们结伴同行，力气大的小伙伴会突然晃一下路边的小树，霎时枝丫上的雪便会絮絮地落下来，飘落到所有人的身上。这个小伙伴自然会迎来我们所有人的雪球攻击。被淋雪的人咋咋呼呼，被攻击的人嘻嘻哈哈。
小孩子或许都这样地开心吧。
下了雪，读小学还好，去镇上读初中就不方便了——去镇上读初中，要翻过两座山。上下坡比较麻烦，雪地走一会儿，便变得光滑，非常不好走。大哥读初中的时候，村里学生还没有那么多，常常是一个人去上学。一次去上学的时候赶上下雪。刚走没一会儿便哭着回来了。哥哥自己讲在第一座山的时候时，从路上摔倒了，便直接滚落到了山底下，胳膊特别地疼——这是哥哥第一次骨折。
到我读初中的时候，是村子里学生最多的时候。昔日哥哥摔倒的那条路上，每天早上总是熙熙攘攘。
我们几个要好的朋友，还是会一家家喊着，一起去上学。
下雪的时候，有三哥和我一起，和同学们一起，我还是会在雪地里摔倒，但总不至于滚到山下了。
有大哥的前车之鉴，父亲在下雪的时候，会把做木工剩余的边角料稍微修整一下，作为我的拄雪杖。一头削尖方便插到雪地中，一头打磨光滑不会划手。在上坡的时候，我会提前冲刺，快到坡顶的时候，我的雪杖插到身后借力便上去了。或者同学在坡顶等着。快跑两步，然后雪杖伸给前面的同学，一把便拉上去了。
现在大家都开车，这条山路很久不走了。不知路边的荆条，是不是更加繁茂了。山顶的刺槐小树林，在五月是不是依然充满了槐花香？
下雪的时候，没人去踩这山路，终归不会那么滑了吧。
过年
读大学的那几年，过年那天似乎都会下雪。
院子里那会儿还有棵白杨树。从山上砍来的松枝就径直绑在白杨树上。一盏灯泡在松树下亮一整晚上——过年夜所有的灯必须亮一晚上。
凌晨十二点的钟声响过，便开始忙碌地烧饭，等大家吵吵嚷嚷吃完饭喝完酒，走出房门，站在发白的松枝下，抬头看雪，迎着灯光大块朵硕地往下落，便觉得时间漫长，岁月静好。
爷爷尚在的时候，印象中过年并没有那么多的雪。
那会儿我们、还有大伯一家都固定在爷爷家吃年夜饭，大大小小十几人。忙年是大人们的，我们小孩子只是不知疲倦地跑来跑去，放鞭炮，捉迷藏。
三哥胆子最大，会去房间里从待放的鞭炮串上拆几颗小鞭下来，我们用鞭炮炸瓶子、炸雪坑，仿佛一切小东西都被我们炸过。
小哥哥会教我如何手拿鞭炮的绝技——点燃，快速扔到空中。哥哥每次都很潇洒的样子（注：自然也很危险，读者们不要模仿），小鞭在空中炸开，带着微小的绚烂与巨大的声响。我胆子小，从不敢拿在手里扔出去放鞭炮。
我更多的是捡拾落在地上没有响过的鞭炮，将火药倒出来，扔一根火柴进去——滋啦——突然地明亮一下，伴着我冻得通红的小脸。
快到半夜十二点的时候，我们会聚集到爷爷的卧室里边。卧室里火炉烧的暖暖的，爷爷抚着白白的胡子，早已坐在八仙椅上。很快我们人便到齐了，爷爷开始给我们发期待中的红包。
“爷爷，过年好！”年幼的我磕头行礼。
“哎！平儿今年好好学习，考个第一！”爷爷笑盈盈地递给我一个红包。
我们挨个给爷爷磕头，挨个收红包。红包皮是爷爷用写对联的红纸包起来的，裁得整整齐齐。里边包的是绿色的两块钱（那时的人民币有两元纸币），爷爷似乎总能弄到崭新的绿色两块钱。
拿到脆新的两块钱，我们心满意足。这是我们可以自由支配的钱，我似乎都花在了买“摔鞭”上了。（这种“摔鞭”现在还有的卖，拿起一个，往地上一扔便会“啪”的炸掉。过年的时候三哥买了一盒给我的宝宝玩，他喜欢玩却又有些害怕。）
爷爷过世之后，我们过年便不再磕头。也没有了绿色的两块钱。
大学时过年，我站在光秃秃的白杨树和绿油油的松枝下，迎着灯光看那雪花飘落，看着雪花在灯光之中落下来。看着看着便有些怀念那些年，八仙椅、绿色的两块钱。
现在的老家，院子比过去小了很多，白杨树也没有了。
还好，还会有雪。
下雪了
今年因为疫情，在家多待了几天。
终于赶上了一场雪。
天气预报说有雪，连续预报了几天，却始终没有下下来。
每天早上起床便去门外看。连续三天的雨雪预报,终于在最后一天，迎来了一场小雪。
今人不见古时雪，今雪或曾梦旧人。
原来，我还是没变。
一切都不一样了，但是一切都还在。
我还是那个孩子。
在雪地里迎风奔跑的孩子。
后记： 从山东回沪后，老家又下了两场大雪。 恰好邻居吕波老师在家，拍了很多照片及视频。 本次推送的第二篇文章，就是吕波老师前几天关于老家的雪的文章及照片，大家可以在本公众号欣赏。 吕波老师是专业摄影师，大家在关注我的公众号“大东山谷”的同时，也可以关注吕波老师的个人原创微信公众号： “一树楸花”。
求关注公众号“大东山谷”，近期原创文章推荐：